乌克兰战争：一场对“合村并镇”政策的残酷检验
2022年俄乌战争，为中国正在大力推进的“合村并镇”政策，投下了一道残酷的现实阴影。战争中，城市居民在空袭警报声中彻夜奔逃，马里乌波尔数月断水断电，民众为争夺匮乏的救济粮排起数公里长队，而一些偏远村庄的村民，依靠地窖里的存粮和井水山泉，却奇迹般地熬过了这场浩劫。这一鲜明对比，令人震惊，也引发了我们对“现代化农村”建设的深刻反思：在真正的危机面前，城市，真的比乡村更安全吗？
城市：现代化的脆弱堡垒？
基辅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：居民们连续数周挤在地铁站内，空气污浊，资源匮乏，每天能活着看到天亮，都算得上是幸运。马里乌波尔的情况则更加惨烈：断水断电断气超过三个月，许多人靠吃雪水和树皮维生，甚至有人用蜡烛煮饭。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初，约75%的乌克兰难民来自城市，城市居民的逃亡比例是农村的两倍。
展开剩余79%反观那些位于顿巴斯山区的村庄，却成为令人意想不到的“避难所”。山区崎岖的地形阻碍了军队的推进，村民们在视频中描述着他们如何躲过战火的洗礼，“山路难走，军队懒得进来，反而躲过一劫。”
战争残酷地展现出一个事实：城市人口集中，目标明确，容易成为攻击的首要目标；而乡村分散，道路复杂，目标模糊，反而更容易在战火中“隐形”。这不是主观的臆断，而是无数战争亲历者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惨痛教训。
“合村并镇”：发展与安全的平衡之殇
近年来，“合村并镇”、“撤村并点”、“乡村社区化”等政策在中国农村如火如荼地展开，尤其在东部和中部一些发达地区，推进速度尤为迅速。山东、河南、安徽等地推进“一村一社区”模式，将周边几个自然村并入“中心村”；江西、湖南等地则通过“合村入镇”，将数十个行政村合并成几个镇级社区；浙江、江苏更进一步，直接推动“县域城市化”，力求农村生活“城市化”。
这些政策的初衷无可厚非：节约资源，集中管理，完善医疗教育配套，提升农村生活水平。然而，这种“集中式”的人口布局模式，却也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。
失去土地与自给能力，许多农户搬进社区楼房后，失去了自留地、菜园和鸡舍，日常食物依赖外部供应；能源系统对外部电力和燃气供应的依赖，一旦出现中断，生活便陷入瘫痪；集中式的居住模式也降低了防灾能力，过去山村地势复杂，分散布局，而如今的楼房集中，反而成为更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。
如果发生类似战争或大规模自然灾害，我们现有的农村社区，是否还保留着基本的生存能力？我们一直强调要提高国家安全韧性，但却很少有人将“空间布局”纳入安全战略考量。
集中式发展，高效便捷，适合平时运行；分散式布局，虽然效率较低，成本较高，但在极端情况下，却更易于生存。这如同军事战略中的“集中兵力”与“分散兵力”的抉择，城市化的逻辑是集中，而生存的逻辑却是分散，两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。
西方国家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。美国的联邦应急管理局（FEMA）在农村地区保留着大量小型“战略村”，储备粮食，维持自给能力；以色列则确保边境村庄拥有独立的防御体系，避免其沦为完全依赖城市的附庸。
而我们，一边是大规模的“农村集中居住区”建设，一边是村庄原生态生存能力的快速丧失，这是否会在未来的危机中，成为致命的系统性漏洞？
重新审视“合村并镇”：从发展到安全
“合村并镇”政策本身并没有错，错在于我们忽视了其潜在的负面影响。我们需要转变思维，从单纯的“发展型政策”视角，转向一个更全面、更注重安全的战略视角：
保留一部分“战略分散村”：并非所有村庄都必须合并，可以选择一些地形独特、基础条件较好的村庄，作为“国家战略后备地”，关键时刻可作为避难场所、物资储备地和过渡区域。
建设“多元居住模式”：在城市-城郊-农村三级住房体系中，应允许农村居民保留一处“回乡型宅基地”，而非“一户只能有一处居所”。
恢复“乡村自供”功能：即使是集中居住，也应规划微型菜园、共享鸡舍、雨水收集系统和户用太阳能，确保在危机情况下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自给自足能力。
引入“安全评估”机制：在大规模农村整合项目中，应设置安全评估流程，考量战争逃生通道、极端气候适应能力和水源独立性等因素。
只有在这样一种全面、安全、均衡的策略下，“合村并镇”政策才能真正具有可持续性。
结语：小村庄的战略价值
你是否想过，未来的生存体系，或许恰恰依赖于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小村庄？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根据地，到现代灾害中的“避难村”，这些分散、独立的点状空间，始终是国家韧性的重要支柱。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村庄都变成了“社区式高楼”，那么在关键时刻，我们还有退路吗？
乌克兰战争的教训再次警示我们：发展不能以牺牲生存能力为代价。农村整合的节奏应该放缓，方式应该多元化，规划应融合发展与生存的双重逻辑。或许，未来真正能够支撑中国安全韧性的，并非高楼林立的社区，而是那些隐没在山林间，却保留着自给自足能力的小村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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